入夜的W城，照例沉浸在斑斓的七色世界里。扰扰嚷嚷的店铺内，热气腾腾的餐馆中，蹦蹦跳跳的广场上，什么“讨价还价”啊，什么“舌尖上的味道”啊，什么“动感生活”啊，构成了七色世界里的一出出“折子戏”。

在一条狭窄的巷道口，另一出“戏”也在不紧不慢地上演着：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一如往常，借由桔黄色的灯光，生起锑皮泥炉，摆开红苕摊，默默地等待光顾生意的客人。

打这里经过或是交易的人们，早已熟悉了她的模样，唯独不问她姓甚名谁。一些有思想的客人便结合她的职业特点，生造出来一个形容词——“红苕姐”，送给了她。

这个遭到陷害的称呼，在一些有批评倾向的客人眼里过于随便，有违公平，但“红苕姐”认为心安理得，她从自己的心里创造了一个世界——她就是靠这行糊口的，原本就没有登上大雅之堂的野心。如此一来，有的客人没等靠弄红苕摊，就亮开嗓子高喊着：“‘红苕姐’！红苕炕好了没有？”

话音刚落，但见乐呵呵的她站在火炉旁回答道：“早炕好啦！快来买！”问话的，还有那不吱声的客人便径直走向红苕摊，匆忙得仿佛想一步跨过摊子，接着，他们便一头扎进一堆等待消费的红苕之中，这个捏一捏，那个掂一掂……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又见一拨客人围拢过来，在那里挑挑拣拣。

这阵的生意特别火爆！瞧，那一颗颗胖胖瘦瘦的炕红苕正由炉沿鱼贯而出，腾腾的热气裹着香味，好不诱人！苕皮烤成了金黄色，上面的栗色糖汁，勾人眼球。红苕很烫，不少客人拿在手里从左掂到右、从右掂到左，剥开苕皮，便露出了新鲜亮色的肉馕，一股股香味直扑鼻孔；咬上一口，舌头的烫钻进心里，嘴里团着哈着，感觉如恋人热吻般温婉，吞下去，如凉粉果冻般嫩滑。

满炉子的红苕被挑空后，“红苕姐”慌忙又添一炉烘烤着。趁这工夫，一位年轻的客人问道：“老板，你以前是干这一行的么？”

“我呀？”“红苕姐”顿了顿说，“我以前是在国营企业干建材销售的……”从她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，她曾经拥有一份理想而稳定的职业。那时候，日子过得衣食无忧，滋润甜蜜，俨然眼前炕红苕的味道一般。不曾想，政府调整经济结构，关闭了她所在的企业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，她感到不知所措。

刚开始，有些朋友劝“红苕姐”放下架子，去周围的私营商场或茶馆里谋个职位，但她总认为朋友们是一帮假洋鬼子或赵秀才式的人物，也依稀品尝了他们傲慢的滋味。直到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，她听从了朋友们的劝告，鼓足勇气找到几家商场和茶馆，挨个去应聘，结果都因其年龄偏大遭到拒绝。她再次手足无措，心神不宁。

好在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！一天，丈夫兴冲冲地告诉她：老家的红苕熟了，堂兄托人捎来了一袋红苕。乍一听，“红苕姐”突然冒出个主意：自己何不将红苕炕熟后卖给别人呢？纵然再苦再累，也不失为一条求生的门路啊！

说动就动。三四天光景过去，红苕摊开张啦！光顾的客人超出了“红苕姐”的预期，她一下获得了情感的满足，再也感觉不到人生的压抑与无奈。尽管远离了那份满意的职业，接触到的全是非人性的物质，但她浑然不觉城市生活的疏离与陌生、个人职业的卑贱与低微。当她融入到这个行当后，不曾想“红苕姐”这个形容词竟在客人们中间广泛传播，她同时感受到一种亲和的力量涌遍全身。

“如今的日子还算马马虎虎。”“红苕姐”笑了笑说，“虽然眼前的活路辛苦了些，生意也时好时坏，但不背不挑，不偷不抢，全凭劳力挣钱，值得！”（邓飞）